简单的生活

我已经想了很久要写点什么，以纪念在去年4月4日去世的朋友于明辉君。我不能作为一个旁观者来客观叙述，因为我也深受困扰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也许是悲伤，是反思；也许写些什么，自说自话，能够让我的人生积极一点，不再那么难过。若是有一天有人想要知道这个事情，至少能了解于君的为人和悲剧。这里面牵扯人事不少，我只是想讲述一些过去了的事情和我自己的感受，无意美化或丑化什么，只是为了纪念早逝的朋友于君。

有人说身边有人去世，总要有一段时间才会真正感觉他/她的离去。在于君去世后的半年里我仍然觉得他似乎不曾远离我们，学生会群发的电邮里有他的地址，facebook上仍有他的笑脸，我的博客上还留着他的评论。但是这些事情如今想来更像是有意无意的提醒着我：我有这样一个朋友，曾经这样鲜活的存在过而又悄然离开了。我们曾走着相似的轨迹，我还在艰难的挣扎前行着，而他已经无奈嘎然止步了。回忆我自己的大学生活，可以笑谑说无非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：以争取出国留学为中心，努力提高学分绩点和GT成绩为基本点，但在那样的大学那样的氛围是不觉得枯燥和苦闷的，因为有很多人与你一起为相同的目标奋斗。我认识于君也只是在我们拿到同一个学校的录取之后，吃过一两回饭，那时至多只算点头之交，没有什么印象。我甚至不知道他是零零班的班长、郭奖得主。最多是走在校道上身边的朋友忽然说：看，那不是也要去哥大的谁谁谁，再抬头看原来于君与一美丽女生走在苍翠的雪松下，甚是般配。临毕业要忙毕业论文，要签证，要买飞机票，要办这些那些这样那样琐碎的事情，模糊印象中于君不仅自己的事情办好外还挺积极帮大家打点。但是我从HK出发，并没有与于君他们同路，以至后来于君父母来到NY却并不认得我这个"校友"。

我们这些刚到的留学新生大多依靠学生会，我们因为同一个学校同一届来的人多，因而常常一起吃饭一起玩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的专业要求参加考试和助教培训，于是我经常错过聚会。比较记得的是有那么一回坐在一个贴满海报的公共客厅，大家都说爱吃火锅，于君还说要买一个吃火锅的炉子以方便聚会。我不是不喜欢聚会，可是潜意识里总觉得比较吵闹，大家扯着嗓子说话，扰民至甚。但现在想来倒是从来没见过于君高声讲话，说话时他总是显得从容而彬彬有礼。他个子高，却往往低下头甚至俯下身听别人说话，经常是耐心听完别人的话才接上，话语也多幽默。他总有办法避免冷场，无形中让人觉得聪明而不轻佻。平时他也十分热心地帮助别人，深得大家信任。我也不记得他是什么时候搬到503那楼的了，不过仍然是聚会不断助人不断，久而久之大家开始叫他“于老大”。我因为也住在503的缘故，经常在上下楼梯碰见他，听他讲起过教大家打山东牌，听他讲起过到哪里哪里游玩。难得的是他并不沉迷玩乐，仍然是兢兢业业的学习。我经常见到他在我们系的图书馆和陈君一道认真学习，两人一起铺了满满一桌子的书。陈君是少年班的，因而年岁上比我们小一些，于君对他颇是照顾。有一段时间陈君情绪低落又恰逢于君与女友分手，一时间两人互相鼓励互相依赖，终于度过一段艰难时光。两人相约一起做饭、一起锻炼，相互开玩笑，生活态度十分积极。对陈君我颇有愧疚，我们同在一个专业，我又比他年长，我理应多予之照顾。尤其在于君逝去后我却不知如何开解他，以至他如今甚有离群索居消极避世之意，我私下觉得我有不作为的错。

我极少主动探听别人的私事，以至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我才知道于君从物理系转到了统计系，然后又有聪明美丽的女友孙君。那时我们在一个以家庭菜式闻名的意大利餐厅安排了一个大聚餐，孙君因为下班晚了，于君便从餐馆出去接她，然后两人手牵手回来。大家顿时像是印证了什么风闻，总之一顿饭是吃得无比热闹却又无比温馨。但是我的记性老是非常的差，很久以后有一次我与于君问起孙君，怎知说出来的却是另一个女生的名字，以至好几分钟之后他才弄清楚我的问题。我当然是尴尬万分，幸亏他笑笑并不与我计较。作为外人，我如今尝试把不连贯的岁月碎片拼凑起来，才发现于君对孙君是十分体贴的，也可以理解后来孙君刻骨铭心、肝肠寸断的原因。

我与于君打交道最多应是在学生会，最早他协助我办一个小型的研讨会，后来春节晚会的时候他负责后勤购买和分饭。办春晚当天，我忙得上串下跳，恨不得有无数分身。他却慢条斯理，我有时急了会吼他两句，他不计恨但是仍然是不紧不慢那样子，想不到最后却是圆圆满满完成他自己的任务。他忙完了便坐到换票的桌子旁，和那里的志愿者聊起天来。因为晚会已经开始了，换票的也没什么可干但又必须坐在那里，正是无聊的紧。我劝他进场看看晚会，因为很多志愿者做完手上工作都跑去看了。他却说去年看过了，不过我想他大概也想帮帮别的岗位，于是没再说什么。学生会的成员间多少都有一种并肩战斗过的情谊，何况于君在学生会里比较活跃，直至出事前还忙碌着学生会的事情。我们对他的逝去有痛失战友的感觉。以至于后来张君的悼念文章牵起的波浪，我很想为之辩解。我不想评论那篇文章的片言只语，实际上没有言语能够表示我们当时的悲痛；我不想说网上传播那篇文章的人的用心，因为只有身在事情中的人才会理解张君说的东西；我也不想讨论公开那篇文章是否恰当，我们应该尊重大家不同的纪念方式。实际上学生会在处理于君的后事中出力许多，夹在学校和于家之间并不意味着轻易两边都能平衡得当。那时是真的化悲痛为力量，在各方中斡旋。于君的父母不会说英语，学生会有成员全程陪同。在保险、后事诸多事情中有无数的表格需要填写，学生会都出钱出力。跑律师、跑法院，学生会的成员走了很多大概从来没想过要去的地方，求见一些从来没想过要接触的人。这些都不为外人道。

我不知道在博客上讲我参加过的这些事情是否恰当，但是我的确希望那些想要了解这个事情的人们知道某些真相。我去年夏天遇见一个新生，她说她在国内听说哥大赔偿了于家一笔巨款。我静默了一下，告诉她，这笔所谓的巨款数目为零。我最早参加的是在于君父母到来之前的与学校的谈判，参加的人有研究生院的院长，校长代表，学生会几个成员和孙君。学校当时承诺了负担于君父母来美和在美的所有费用，我不记得这承诺里是否包括于君的丧葬费用，这也是后来大家分歧的地方。当时学生会里有人提出要在memorial那天降半旗，而学校很委婉的说有这样那样的先例，但是没有为学生降旗的先例。然后我们又大概定下vigil和memorial的时间和规格，后者需要于家和校长共同决定，因此只是确定下时间范围，学校也愿意负担这些场地和费用。当整体基本定下来后，我们又僵持在了降旗的问题上。学生会里面也有了一些分裂意见，学校那边的代表也没有要让步的意思，气氛一下子变得沉重而冷淡。当大家不发一言的时候，孙君开口了。她先讲述了她自己对于君喜好的了解，然后她说，要是于君自己决定他不会希望有太多隆重铺张的形式，也不会希望有特殊的待遇。经过这一番讲述，孙君已是泣不成声。在尊重孙君的意见下，事情总归大体定下来了。后来vigil的安排就与我们当天讨论的一致。我记得当时校长在vigil上讲，一个人的去世让人悲伤，而年轻人的去世让人悲伤更甚。我想，我悲伤不仅仅是因为天妒英才、命运残酷，而更多的是我们曾经象同一棵树上的花朵那样有着相似的命运，但是如今他未完全盛开已枯萎，而我也还在为阳光雨露挣扎。

在后来我参加了一次庭审，亲眼看见那个“凶手”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出席这样的审判，由于于君父母不懂英文，所以需要找人代替出席旁听。但是庭审的时间是法官决定的，我们只能找当时有时间的成员去。我刚好那天下午有空，便去了位于下城的family court。因为犯事的小孩是未成年人，所以法庭不会公开其姓名，审判也不在普通的法庭举行。我们先见了检察官和他的助手，检察官很耐心的向我们介绍案件的进度：因为没有证据显示其余两个孩子参与殴打于君，所以最后只有一个孩子被控二级谋杀。检察官有充足的证据控告这名孩子，所以估计当天他就会认罪。我们问要是他不认呢？检察官说那么他将面临更严重的指控。我们在开庭后就见到了站在被告席上的那名瘦小的黑人孩子，也见到那个从F州赶来而又官司缠身的黑人母亲。法官确认了那个孩子的身份后，问了一连串问题，其中有些关于当天事情的经过：你是否清楚你当时在做什么，你的朋友在做什么，被害人又做了什么之类。那个孩子说案发当天他和两个朋友看完电影吃了chinese food之后就在街上走，看见了于君。他就对那两个朋友说，看看我的本事，于是就上前打了于君一拳。于君想要逃开，他便上前抱着于君要打第二拳。就在这时候于君挣脱向马路方向逃去，瞬间便遭遇那致命的车祸。我不知道这chinese food和于君的chinese身份有没有联系，又有没有hate crime，但是我很难接受于君美好的生命就毁于这个孩子愚蠢的一时炫耀。也许这个孩子永远也不会知道于君的优秀，也许永远不会了解于君父母的悲痛，但我真心希望他会忏悔会为他犯下的错误补偿。法庭上辨方律师没有就那孩子的行为多作辩护，却一直争取保释，但是法官拒绝了。接着在法官的询问下那个孩子承认了罪名。法官记录下什么后又询问了他的母亲。这位母亲申请把F州的官司挪到NY打，然后又为儿子申辩一番。我一直用怨毒的目光看着那个毫无忏悔的年轻母亲。她是这悲剧制造者之一，正是她不负责任的把孩子交给亲戚看管，放任自流才让这个悲剧发生。最后法官决定了下次开庭的时间但没有我期望中的宣判。我再也没有参加后面的庭审。不过从检察官的介绍我了解到对少年犯的惩罚都是很轻，在我看来更像是送到特殊学校而不是监狱。要索赔的话family court也不负责，需要于家另打民事官司。我最终无语步出法庭。最后听说只判了18月的刑期，我们的伤痛也永远不能以此抚平。

我没有参加于君的告别仪式。我当时已经浑浑噩噩了一段时间，感觉总有浓重的哀愁困扰，无法集中精神，所以我不敢去。我对自己说不能再这样了，优秀的于君已经去了，活着的我为什么不抓紧时间珍惜生命呢？又有不少人与我讨论这件事情想要替于君父母出谋划策。而我并不想频繁的打扰两位老人，只好应付着。我不如张君周君沈君他们接触于君父母多，我的想法只是尽量不要打扰他们。于君母亲曾梦见于君站在他们住的那座楼前说，我没有卡不能进来。半夜惊醒后她赤足奔下楼要为儿子开门，结果脚上受了伤。于君父亲强打着精神料理于君后事，却是越发的瘦削憔悴。我有时不禁想，我要好好照顾自己，不能让我的父母承受这样的痛苦。事情到了后来，于家与学校的分歧越来越大。学校认为事发地点在校外（实际上是两个block外，但在曼哈顿音乐学院和某个犹太学院前），不属学校责任，而且并不负担丧葬费用。经过多番奔走，NY犯罪基金支付了一笔费用作为于君的丧葬费，肇事司机的汽车保险支付了微薄的赔偿。就算加上学生会和校友会呼吁得到的捐款，于家得到的“赔偿”又怎能抵消痛失爱子的悲痛。再后来，于家撰了一份公开信并要征询学生会的意见。我并没有参与其中，也不知道学生会有没有真正参与其中，因为毕竟没有人希望站到学校的对立面上。那份公开信就是后来大家在网上见到的那一份。

认识于君后我也听说过他的不少事情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，但是我没有亲见，所以我不打算写出来。但是正是由于这些琐碎的事情，我对于君的印象并没有因他的不幸去世而完美化，反而更清晰的提醒我于君是个真实存在过的朋友，正如蝴蝶来过这人间。如果你读了这篇文章，如果你不了解于君的往事，请把这当作一个故事；如果你认识他，请你记得他。但是不论你身处何方，请珍惜你的健康热爱你的生命，珍惜你的朋友热爱你的家人，总会有人记得蝴蝶来过这人间。